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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秦汉史研究中相识相知——忆剑鸣并侧记秦汉史学会
作者:admin  来源:本站  发表时间:2019-06-11 15:25  点击:162

    贵阳民办养老院扶持政策  一、贵州老龄化现状分析,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步增长  据贵州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全省常住人口中,65岁及以上人口为297万余人,占%,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,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上升%。预测资料分析,未来几十年,贵州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只增不减。2005—2025年,贵州人口成典型的“老年型”人口;而2025—2040年,将是贵州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,高龄老人增长将速度加快。

  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陈晋表示,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人民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,实现了质的飞跃,整个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我们身处的大时代。在这样的美好时代,个体尤需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民族文化自信,使之成为个体前行的动力。

我们在秦汉史研究中相识相知——忆剑鸣并侧记秦汉史学会

选择文字大小我们在秦汉史研究中相识相知——忆剑鸣并侧记秦汉史学会发布日期:2019-01-29原文刊于:《史学史研究》2016年第3期熊铁基年,我校一行三人赴河南、陕西访古,到西北大学时剑鸣接待了我们,并有所交谈。 当时,我虽然系统读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但尚未开始学习和研究秦汉史,剑鸣大约已经师从陈直先生开始了秦汉史的研究。

年四川的史学规划会上,成立了秦汉史学会筹备组,筹备组由人组成(陈直先生和林甘泉、朱绍侯、祝瑞开、林剑鸣四位同志),后来人小组会议感到需要扩大代表性,发了一封公开信,邀请山东师大安作璋、中山大学张荣芳、华中师大熊铁基等参加筹备组,其中如安作璋先生五十年代就有秦汉史著作出版,而且一直在从事秦汉史研究。

我之所以被邀请,是因为从研究云梦秦简开始,到七九、八〇年就集中的发表了四、五篇文章,加上报刊的转载、介绍,显得较为突出。

有一次剑鸣对我说,你这两年大约发了一、二十篇文章。 我说没有那么多。

年十院校教材编写组的烟台会议,剑鸣是十院校成员并且是秦汉史部分执笔人之一,我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会议(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经常参加的“第十一院校”的成员了),我们几位秦汉史研究者有了较多的交流。 我爱发言(邀请你去,也就是要你发言),剑鸣在闲谈时戏说,我们国家多有一些像你这样的副教授就好了(大意)。 这里应该略作说明,这话当然是对我的夸奖、过誉,但反映了一个事实,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工作,十院校会议的参加者,连副教授也没有几个,我和他当时都是讲师!(最近一次十院校教材修订会议主编朱绍侯先生说起这事,感慨万分,现在的参加者全部都是教授,副教授。

)年上海的第一次农战史讨论会上就得知,剑鸣已经有了一部万多字的秦史(后来扩张成为多万字)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,我年也曾想写秦史并拟了提纲,因此而作罢,避免重复,安先生也同意。

当时,我已开始写了十多万字的秦代官制,而安先生也有一个二十万多字的汉代官制稿子,这样我们就决定合作写秦汉官制史。

我将二稿合而为一,作第一遍,安先生修订,把关,最后完成,这就是后来出版的《秦汉官制史稿》。 我们还曾打算继续合作,安先生提出写兵刑制度,我认为兵、刑要分开,安先生拟定了刑法制度史的提纲,打算分工完成,后来各人都忙,未能继续合作下去。 记得我当时已开始写了一点,后来承蒙北京法学所的俞鹿年先生好意(我们神交、通信、互赠书籍多年,至今一直未能谋面),在他主编的论文集上发表了一篇。

再以后我写《秦汉军事制度史》,安先生从事官吏法等研究,就没有再合作了。 其原因,除了各自都忙之外,不在一地也颇不方便。

但我们的友谊是继续下来了,我们仍有其他方面的联系。

年成都会议,剑鸣当副会长,年芜湖会议又在甘泉同志再三推辞下,剑鸣当了会长,秘书处设北京,他没少奔走联络,田人隆等同志都知道,这是有目共睹的。 《秦汉史论丛》第一辑是我和剑鸣编辑的,当时我们非常认真的投入,审阅、修改、联络,花了不少时间。

以后几辑我没参加了,剑鸣是始终如一的,大约直至年南昌会议以后。 年芜湖会议开始组团来参加学会的年会,以后大多数年会也都是如此。 两国秦汉史学者还有多种形式的联络。 年在山东泰安举行第五届秦汉史年会,台湾学者也组团来参加了,从此两岸秦汉史研究者,便开展了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活动。 年初,我参加“中华文化通志”会议后在北京学生家住了两天,他抽空偕夫人、女儿和我聚会一次,同时有瞿林东、肖黎两位同志参加,并告诉我可以使用他的车子。 虽然我没用车子,心意也是领了的。 据说,他在北京,以不同方式,接待过不少外地来的同行和他的同事、学生。 年月,我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开道家文化研讨会,知道他已是大病一次之后,要去看他,他执意不肯,要去,他也要来接,头天约好了第二天见面,不料他临时又被召去北戴河开会,派人(酒店服务员说是他女儿)送来了《吕不韦传》(适逢我又外出了)。 后来听说,酒店离他的住处很近,饭后散步也走得过去的(不知是否如此?)。 一则会议比较紧凑,二则会后即要赶赴广州参加秦汉史第七次年会,就这样失去了最后见一次面的机会。

他去世的消息我也知道得比较晚(在外地未能及时看到讣告),而且是出乎意外的。 他比我小两岁,虽知道他动过大手术(当时我写的慰问信,因地址变动,被退回,至今我仍保存着它。 )但以为“大难”之后必有后福,没想到病魔仍夺去了他的生命,走得还是早了一些,甚为可惜!月于深圳月再附记:前不久有一次紀念剑鸣的活動我未參加。 春節期間偶然翻到了這篇舊稿,不修改也許更有意義。

值得寫的東西是很多的內容,如當時人們的通信,去年安作璋先生把我的一百多封信複印了,我保留的也不少,應該是有意義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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